我国古代在法律思想上，主要是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的激荡。夏商时期奉行神权思想，周朝以“有别”为核心确立了系统的礼制规范，秦、汉之法律为法家所拟定，反对差别化的法律适用。自汉武帝“罢黝百家、独尊儒术”后，法家渐而失势，儒家思想通过注释汉律而将礼渗入法律，同时亦应用于司法，即经义决狱。自曹魏始，在法律制定上，儒家将其之精华一礼一糯杂在法律条文中，中国法律之儒家化经魏、晋、南北朝己大体完成，隋、唐集其大成。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上海公墓,九天陵园

    儒家化的法律极其重视礼，不仅根据不同身份，形成贵贱的上下分野，优越与从属关系的对立，而且依据辈分、年龄、亲等、性别等因素，形成亲疏、尊卑、长幼的分野。由此，形成了以伦理为本位的等级社会。长期以来，此种关于君子小人及贵贱上下的理论为社会各方面活动的中心思想，法律和习俗均承认他们的等级差异所导致的不同社会地位、生活方式以及法律、经济和政治上的种种特权。

    墓葬制度上亦无例外。如，同为一死，“天子曰崩，诸侯曰亮，大夫曰卒，士曰不禄，庶人曰死”。丧葬仪式及用器，均有等级差异，“天子棺撑十重，诸侯五重，大夫三重，士再重”。坟冢规模亦有定制，品级越高，占地愈广，坟亦愈高，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对于坟禁步数，坟高丈数皆有明文规定。如有违制和逾越行为，皆有相应惩处，严令改正并连坐承造违式器物的工匠。但在坟家违式的情形下，律例的禁制处罚措施，往往成为具文。如唐、宋时期，坟家禁步及坟高虽有违制，但可不改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祭祀制度在贵贱差等消除方面表现的尤为明显。庶人从只能祭一代，逐渐远及至四代。明朝品官可祭四代，庶人仅可祭二代，清朝品官和庶人均可祭至四代。于此方面，等级的贵贱之分己逐步消退。究其原因，其故有二。

    其一，伦理虽能产生等级的差异，但对于逝者而言，孝道本身并没有过多的区别。从孝道立场而言，生则敬养，死则敬享，原当嘉奖，不予禁止。人子厚葬其亲，原为孝道之表现，孝道亦为国策，与此相比，坟家和丧祭的逾制，只要没有严重后果，官府常常宽容对之，并不会将责任加于孝子。

    其二，神灵观逐渐由神的世界转向人的世界，人性尊严要求死者应保有遗骸的完整性，且不应被世俗所干扰。古代期间，虽仍有人身依附关系，但在较大程度上，每个生命人均逐步向自然人在转化。在帝制后期，家奴的范围愈加缩小，但即便是家奴，也是相对于主人而言，其也具有较大范围的主体资格。对于死者而言，尽管在祭祀礼仪上存在“德厚者流光，德薄者流卑”，但在对死者物质性人身遗骸的保护上，并不存在质的区别。